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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斐:疫情冲击外需对“压力测试”要做好准备

发布时间:2021-02-18 07:05

  2020年一季度,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并逐渐演化为全球大流行,这场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已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感染、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截至4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感染病例近3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近23万例;其中,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美国有超过104万感染者,死亡超过6万例,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法国的死亡病例也均超过2万例[1]。

  新冠病毒极强的传染性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跨境流动,使得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病例在1~2个月内迅速呈指数级增长态势,部分感染病例症状的急速恶化导致当地公共医疗服务体系不堪重负甚至严重过载。为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态势,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迫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严格封锁、关闭、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大量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无法正常运转,经济社会处于全面停滞、几近停摆。

  IMF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疫情或将使世界经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其冲击和损失严重程度或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据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3%,其中,发达经济体总产出下降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总产出下降1%,美国、欧元区和中国三大经济体同比增速分别仅为-5.9%、-7.5%和1.2%,远低于2019年2.3%、1.2%和6.1%的水平;与此同时,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更是将骤降11%。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甚至表示,此次疫情对全球总产出、投资、就业和贸易的冲击估计要比“大萧条”更为严重[2]。

  这并非危言耸听。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最新预测,疫情预计将使今年全球客运总收入同比骤降55%,国际航空业累计损失或将高达3140亿美元。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此次疫情将对全球就业和收入产生灾难性影响,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已有超过80%的人受到工作场所完全或部分关闭影响,其中又以航空、酒店、餐饮、零售、运输等行业影响最为严重;预计今年二季度全球总工时将减少6.7%,相当于1.95亿全职岗位的工时,其中阿拉伯国家、欧洲和亚太地区分别减少8.1%、7.8%和7.2%,年底前全球失业率很有可能将超过该组织此前预计的2500万人,具体规模和持续时间取决于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相关政策措施的效果[3]。

  1929-1932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实际GDP下降了26.5%(名义GDP更是下降了45.6%),制造业产出降幅达到48%,失业率从3.2%飙升至24.9%,个人消费支出下降了40%,私人投资几乎消失殆尽,社会资本存量净缩减,股票价格下跌超过90%,企业公开发行股票数下降98%,出口额下降了67%,甚至连技术创新这类基础性经济活动也深受拖累。危机过后,美国实际人均GDP用了十年时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时,但失业率仍比1929年高出5倍多,实际工资水平也用了八年时间才恢复到危机前水平[4]。为减缓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同时尽力缩短相关冲击影响的时间、缩小影响范围,特别是避免因政策救济的不力损害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继而出现类似“大萧条”期间经济长期一蹶不振和对企业、居民家庭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国际社会纷纷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涵盖财政、货币、金融等一揽子宽松政策和救助计划,包括减税或发放补贴以促进居民消费,降低利率或为直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以提振私人部门投资,保障就业,适当放松金融监管等。

  3月以来,美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货币、财政宽松政策以应对疫情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美联储先后通过降息、降准、市场回购、无上限量化宽松等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应对疫情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短短一个月内急剧扩张超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3月底推出相当于2019年美国GDP近10%、总规模2.3万亿美元的天量财政刺激方案。欧央行3月也开始大规模加码量化宽松,通过实施更多临时性长期再融资操作、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提供更优惠条件以及支持欧元区银行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等,为欧元区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4月,欧洲各国宣布将实施总额为54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其中包括欧洲稳定机制为欧元区国家提供的总额24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此外,4月中旬召开的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通过的《G20行动计划支持全球经济渡过新冠肺炎危机》,除了从资金动员、信息分享、保证重要医疗物资供应等方面提出共同抗击疫情的卫生政策措施,也号召各成员国通过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措施,对冲疫情短期冲击的同时支持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维护全球供应链基本稳定,防止世界经济金融发生大的动荡,避免疫情影响的长期化;各成员国也承诺将通过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并着重通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以及加大金融支持等措施为疫情后各国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与2008年金融危机源自美国国内次贷市场危机经由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至世界各国再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不同,此次疫情大流行冲击直接在世界范围内作用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内外需在短时期内共同减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影响,多个层面不同因素形成共振和恶性循环,继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并持续相当长时间。

  短期,各国为疫情防控所采取的各种隔离、封锁、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会造成总供给不足,存货减少的同时通胀率上升;中期,企业营收和盈利预期下降,投资减少,继而直接冲击就业和收入,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总需求萎缩并对产出造成二次冲击,形成正反馈。全球经济大停摆造成的世界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引发的国际范围内外需减少,贸易融资面临枯竭,发达经济体资本输出显著下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受到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此外,投资盈利预期低迷、工资性收入的下降和居民家庭财富缩水,会通过信贷渠道和股价使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恶化、挫伤投资者信心,市场风险偏好下行引致包括权益类资产在内的风险资产价格暴跌的同时波动加剧并波及整个金融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又可以通过跨国资本流动对国际资本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冲击。长期,世界范围内总产出缺口或将持续扩大,各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资本积累速度放缓,人力资本被削弱,研发投入减少导致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变弱,保护主义抬头、逆国际化趋势加剧,由此导致国际生产网络和全球产业链面临调调整与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由此加剧升级,甚至引发包括粮食短缺、军事冲突等人道主义危机。

  外部冲击在传导机制、规模与波及范围、影响的严重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客观上要求决策者需要有新的解决思路和政策工具。一方面,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当前国际经贸格局、经济增长潜力和主要驱动因素等均已发生较大变化;另一方面,多国普遍面临更高债务水平和长期零利率政策掣肘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的现实,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都使得全球范围内政策协调和一致行动的难度大幅提升[5];此外,部分国家十年前充满争议的刺激政策相关后遗症尚未全面消除,再次按照特殊时期不计成本与代价进行财政扩张和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决策必要性和合理性本身充满争议的同时,也势必对疫情得到控制后各国和世界的长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决策者在面对包括世界范围内总体疫情发展态势、防控措施有效性、疫苗研发进度、跨国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以及相关政策时滞等诸多现实约束和不确定性,要制定出一整套综合全面、兼顾长短期且能够平衡好各方利益与各种因素的政策,无疑面临重大的挑战[6]。

  近年来,中国外需深受中美贸易战拖累和影响,年初两国谈判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原本使局势刚刚有所缓和,不料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以及此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使出口部门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20.65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下降6.8%,为近三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约6.57万亿元,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约3.34万亿元,进口约3.24万亿元,分别同比下降11.4%和0.7%,当季贸易顺差983亿元。

  WTO预计,2020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将下降13%~32%,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全球总体疫情防控形势、各国政策效果和国际间合作的有效性。根据IMF的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额分别将下降11.5%和8.2%,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出口额预计将下降9.6。特别是,当前疫情最严重的五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总产出预计分别将下降约6%~9%[7],而近十年来这五国年均占中国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和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由此导致对中国外需和贸易的冲击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在我国促进增长、创造就业、提高收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且积极的作用[8]。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十余年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22%,2000-2004年更是一度超过34%[9]。研究表明,我国国内消费不足、消费率长期偏低是导致对外需过度依赖的内因,消费率低意味着储蓄率过高,高的储蓄率只能通过增加投资和出口来吸收,然而投资作为中间需求又受制于国内消费率的长期偏低,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只能更多依赖国外消费[10]。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已显著下降,但净出口对总产出贡献率和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重要,外需下降对总产出和增长的影响的不可小觑。

  一方面,尽管当前我国整体对外依存度已显著下降。但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几近翻番。2019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已降至31.84%和17.39%,为近二十年来最低值,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平均近60%和30%的水平;但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5.5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额16.42万亿元人民币,进口总额14.09万亿元人民币),净出口总额2.33万亿元人民币,货物贸易总额和净出口额分别相当于2008年的1.7倍和1.4倍。

  另一方面,外需在总产出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仍然重要。201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11%,当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率0.67%,分别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这在中美贸易战局势跌宕起伏、波云诡谲的背景下,尤显难得。然而,贸易对经济增长动能的促进作用边际减弱的趋势已经显现。自2019年一季度开始,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当季同比贡献率由22.8%持续下行至-2.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当季同比的拉动率也由1.46%逐渐降至-0.13%。201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641.22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252.7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611.49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的高点,在经历了2015、2016连续两年同比骤降13.3%和9.6%之后渐趋平稳,2019年达到3.11万亿美元,同比微增1.15%。

  无疑,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外需的大幅萎缩将对我国贸易和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问题只在于冲击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发展态势、相关防控措施和相关经济支持、救助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决定世界经济究竟能否在明年得以复苏继而推动外需的全面反弹的关键。为此,决策层必须高度重视,尽早尽快全面出台一揽子支持稳外贸、缓解外需负向冲击的政策措施,即使无法完全消除或避免全部冲击,也应尽力缓减冲击的影响、程度和损失,尤其需要谨防外需骤降冲击经由就业、收入和企业盈利对消费、投资造成冲击,并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中长期增长潜力造成损害。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需造成了显著冲击。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分别约2.2万亿美元、1.2万亿美元和1万亿美元,同比骤降14%、16%和11%,贸易顺差结束了“五连增”,从2981亿美元降至1957亿美元,欧洲杯,同比下降近35%。此次疫情冲击直接作用于全球实体经济,市场普遍认为其影响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升将远超十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堪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可谓百年一遇。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外部负向冲击,客观上要求我们的政策工具组合在规模和数量级上达到历史空前的创纪录水平,加之此次疫情冲击与2008年金融危机在传导机制、影响范围和规模、严重程度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十年前一些效果显著的稳外贸措施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或将变得不再可行,至少参照价值十分有限。特别是,当今世界国际生产分工、贸易格局与贸易壁垒、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出口部门整体竞争力、国内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金融体系风险集聚等各方面,都与十年前有显著不同,诸多因素客观上对我们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更大挑战。

  短期内,除了为外贸企业提供包括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担保等信贷支持、减税降费、出口补贴等常规政策以外,通过打通上下游产业链障碍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兼具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但也存在包括国内外市场环境的显著差异、产品与服务技术标准的不同、新建营销网络需要时间和成本、消费习惯培育等困难。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企业内销增幅无法完全抵消出口的降幅,平均出口下降1%仅能带动内销增长约0.3%[11]。

  这就需要我们除了短期政策,更多着眼于中长期包括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扩大内需、制度改革红利的释放和进一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通过加大国际产业链高端、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和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扩大和深化包括国企改革、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有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的改革,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红利共同推动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积极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包括WTO、G20、IMF、UNCTAD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在共同抗疫、缓解疫情对贸易与投资的冲击等方面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与宏观政策协调,也至关重要[12]。此外,我们还需要竭力避免“四万亿”刺激政策带来的相关副作用和后遗症,同时高度关注近年来欧美早已甚嚣尘上疫情爆发后又进一步加剧的关于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回迁等声音可能对我国中长期FDI、资本外流等方面带来的压力和不利影响,未雨绸缪。

  当前所有对经济因疫情造成的冲击、影响程度的分析以及所采取相应政策措施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全球疫情蔓延态势、各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和有效性、相关救助计划与经济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国际政策协调的意愿、能力和效果。然而,从医学和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角度,当前各国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和认知还十分有限,医学领域彻底控制疫情蔓延的终极措施疫苗的研发仍在进行中。因此,当前所有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影响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一书中描述人们在历次危机爆发前,普遍倾向于过度乐观和自信地认为“当下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良好的制度与政策基础之上的,旧有的准则不再适用,这次不一样”。然而,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对或许真的不一样。根据IMF的预测,如果今年下半年疫情能够消退,相关防控措施逐步取消且各国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充分发挥作用,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实现局部复苏,增长率或将超过趋势水平达到5.8%,但总产出水平要达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仍面临较大挑战。此外,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回升的力度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总之,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造成世界范围内增速的放缓、总产出缺口的扩大和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这种总体福利损失既包括短期内因全球公共医疗资源严重过载、社会经济资源大量流向病人救治、疫情防控等非生产性领域带来的损失,也包括社会总体非自愿性失业率的上升,企业盈利悲观预期导致私人部门投资骤降,研发支出占比的降低,继而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等核心驱动因素造成损害,并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构成罕见重大挑战。学术界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的研究仍在继续,此后所采取的相关救助政策措施也是充满争议,所有这些都对当下决策者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构成了挑战。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1] 数据来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CSSE),参见:

  [4] 乔纳森休斯、路易斯凯恩著,杨宇光等译,《美国经济史》(第八版),第521-549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欧洲疫情爆发后,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许多疫情严重的发达经济体仅国内救治已自顾无暇,更难以支援其他成员国,欧盟内部互助机制在面临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时几近名存实亡。近十年间,先后经历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后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一些包括未来欧盟将全面解体的极端观点也一度甚嚣尘上。

  [6] 当前,中国境内疫情总体得到控制,但欧美各国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总体拐点难现。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难以估量,包括WHO在内一些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提出并呼吁国际社会更应关注包括的印度、非洲等公共医疗水平低、人均公共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和地区疫情态势。

  [7] 截至4月30日,全球疫情最严重的五个国家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83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6万。相关预测值参见IMF《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

  [8] 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管理世界》2010年第06期,第1-7页。

  [9] 尹敬东:《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需求解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第81-90页。

  [10] 纪敏:《本轮国内价格波动的外部冲击因素考察》,《金融研究》2009年第06期,第31-43页。

  [11] 戴觅、茅锐:《外需冲击、企业出口与内销: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5年第01期,第81-104页。

  [12] IMF认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各国争相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使世界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尽管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合作和互助机制网络的覆盖面和救助能力早已今非昔比,但仍需谨防部分国家极端保护主义的再次兴起引发竞争性贸易保护措施,继而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复苏造成损害。参见IMF《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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