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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是一种社会“压力测试”|专访《人类大

发布时间:2021-02-12 16:46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逼近1800万,死亡人数超过68万,现有确诊人数仍存600余万。病毒无差别地侵犯人类疆域,不会去区分国别、种族、阶层、贫富等社会标签,但人类似乎仍未足够警醒,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政治冲突与文化撕裂,仍在世界范围内轮番上演。

  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类的相互敌对要比隐形的病毒更加可怕,也更难对付。因为病毒是无意识的,只有寻找宿主求生的本能,而人类受缚于意识形态和利益算计,并不总能做出聪明理性的判断和抉择。要彻底战胜病毒,端赖于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医疗的精诚合作,而非为了眼前的局部利益各自为战。

  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英国作家、医学史学者,现任英国城市大学讲师,曾执教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也曾担任《观察家报》首席记者。著有多部医学史作品,包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热病之旅:探寻治疗疟疾之路》《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2009年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科学图书)等。

  英国医学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从事流行病历史与科学研究多年,先后任教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英国城市大学,著有《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和《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等著作。他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大量的流行病,包括鼠疫、流感、疟疾、鹦鹉热、蓝死病、军团热、艾滋病、埃博拉、SARS、寨卡,等等。

  他发现,每次大流行病到来之时,人们几乎都会经历从傲慢无知到恐慌焦虑,再到歇斯底里的过程。在瘟疫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束手无策地陷入绝望或寻求宗教救赎,但也总会有人迎难而上,去寻找病原体的真相和攻克的办法。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学、免疫学、疫苗学、医药学不断取得进步,人类的疾病防疫体系也越来越健全,但据估计,自然界有160万种病毒具有流行或大流行的潜力,其中任何一种病毒溢出其原来的宿主,跳跃到人类身上,都可能酿成一场可怕的人间灾难。在全球化时代,瘟疫流行的速度也在急剧加快,一趟国际航班就可以让病毒跨越大洲和大洋,蔓延到全世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成为一项越来越紧迫的国际议题。

  在《人类大瘟疫》中,霍尼斯鲍姆并未给出一个光明的预期,相反,他郑重地发出警示:“我们人类必将与病菌继续共存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性的流行病还将会不时地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过往的教训,在研究病菌的同时,不断改善导致瘟疫暴发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不再狂妄自大,也许我们在应对下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时,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新京报:你在《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和《人类大瘟疫》两本书中详细梳理了近两百年来的世界重大瘟疫,详解了人类与各种瘟疫的斗争过程。你如何看待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了解历史上的瘟疫,对我们应对当下及未来的疫情有何启示意义?

  霍尼斯鲍姆:瘟疫——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流行病——一直被视为文明兴衰的关键因素。环境和医学史学者认为,是天花和其他旧世界的疾病,而不是马或者高级武器,使得埃尔南科尔特斯击败阿兹特克人,黄热病使海地黑人革命者粉碎了拿破仑征服加勒比海的梦想。正如疾病可以影响战争和征服的结果一样,在和平时期,流行病也是一种社会“压力测试”,它会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互动和政治体制。例如,公元前五世纪袭击雅典的瘟疫,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城邦的衰落。公元541年,查士丁尼的瘟疫首次袭击拜占庭帝国,这场瘟疫加速了罗马的衰落,使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

  在我看来,流行病影响历史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人口数量的影响。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急剧减少的结果,是增加了农业工作者的议价能力,他们能够通过谈判提高工资,并获得瘟疫受害者腾出的农田,从而破坏了将农民与大庄园挂钩的封建体系。

  但是,我们要警惕夸大流行病对历史的影响。例如,1918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估计在全世界造成了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被称为“被遗忘的大流行病”,因为它对公众记忆和公共机构影响甚微,也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去写它。

  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与1918年大流感相似——尽管有大量人口感染,但病死率在1%-2%之间,感染死亡率为0.7%,是季节性流感的7倍。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像1918年大流感一样被遗忘的可能性很小,这不只是因为新冠病毒促成了大范围的封锁和社会隔离,这些措施的规模使以往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事件都相形见绌,也不只是由于全天候滚动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我们能够实时跟踪大流行病的进展 (这在1918年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因为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世界将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 著, 谷晓阳 、 李曈 译, 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

  新京报:自1918年的大流感暴发以来,微生物学、免疫学、疫苗学和预防医学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人类为什么仍然不能提前预测致命传染病的暴发,总是被瘟疫打得措手不及?这是否暴露了科学认知的某些根本性缺陷?

  霍尼斯鲍姆:我们很难准确预测哪些新出现的传染病会引发下一场大流行,主要原因是自然界中有如此多的候选病毒:据估计,有160万种病毒具有流行或大流行的潜力。我们也知道自然界病毒的溢出事件一直在发生。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毒大多是自我限制的,它们可能会引起一些人感染,但不会导致持续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通过冒险进入藏匿这些病毒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并采集血液和粪便样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中哪种病毒造成大流行的可能性最大。这可以指导针对嵌合病毒和疫苗设计的实验室研究,如果其中一种病毒导致疫情暴发,我们也能够强有力地部署医疗对策。我们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监测不寻常感染报告系统,在疫情变得太大之前就开始防范,这将有助于我们调动资源迅速控制疫情。

  然而,如果研究一下过去100年来流行病的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艾滋病毒,没有人能够提前预测到其他病毒的扩展,因为我们没有逆转录病毒的概念,科学家总是被他们先前对病原体的“知识”蒙蔽双眼。

  因此,在1918年,医学研究人员一直确信这种流感是一种细菌性疾病,而不是一种病毒性疾病,认为它主要对老年人构成威胁,直到当年10月,流感开始杀死大量年轻人。1924年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时细菌学家确信南加州气候干燥、阳光充足,意味着那里没有暴发肺鼠疫的风险, (中国东北的肺鼠疫,被认为与当地寒冷潮湿的气候有关) 但洛杉矶墨西哥区还是暴发了鼠疫。2014年,几内亚东南部传出埃博拉疫情报告,大多数专家认为疫情会自我限制,病毒在一个城市引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同时在科纳克里、弗里敦和蒙罗维亚三个城市。

  我的关键论点是,这种科学认知盲点是特定科学范式和实验室技术的产物。基本上,这是一个知识过多和知识不完全的问题——在认识论的术语中,后一类通常被称为“未知的知识”或“未知的未知”。

  新京报:世界卫生组织会定期在互联网上监测异常疾病暴发情况,各个国家也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但这些公共卫生机构有时会弄错状况,在不必要的时候按下预警按钮,又在真正大危机来临时低估其危险,为什么会这样?目前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霍尼斯鲍姆:自2002年SARS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在新病原体引发区域性流行病和国际危机之前,发现并遏制这些新病原体的暴发。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修订了自1969年形成的《国际卫生条例》,鼓励成员国对其境内的疾病威胁管理负更大的责任,加强出入境口岸的监测和风险评估,加强他们的核心卫生能力。同时,该条例为协调和有效地应对超出国家核心能力的紧急疾病威胁提供了一个框架,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判定某些疾病具有重大的区域或全球传播风险,就可能宣布其为需要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 (PHEIC) 。

  不过,问题是很难编制一份明确的流行病威胁清单,并决定哪些威胁应优先考虑。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很小心,不能过早地触发大流行病的警报,以防被指责为“狼来了”。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结果证明,疫情比预期要温和得多。不幸的是,这种“虚惊一场”和“漏报”是不可避免的,在需要鼓励各国分享有关疾病暴发的信息和一个国家担心分享这种信息可能导致边境关闭和旅行禁令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

  继2002年的SARS、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和2015年的寨卡疫情未及时报警后,世界卫生组织将一个新的类别——“X疾病”列入其紧急优先名单,因为它认识到,“严重的国际流行病可能是由目前未知的致病菌引起的”。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其命名为SARS-CoV-2) 即被列入“X疾病”,这一点在今年1月12日中国科学家分享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时便得到确认。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又花了18天才宣布它为禽流感嗜血杆菌。直到3月11日,新冠病毒在欧洲和美国东北部已经大规模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才正式宣布其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我认为这个宣布可以而且应该更早。

  新京报:人们今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仍然是隔离、检疫和消毒,这是一套阻断传染病传播的“远古法则”,人类在应对瘟疫方面真的有实质性进步吗?

  霍尼斯鲍姆:是的,在1918年,几乎三分之二的致命性肺炎病例,是由于感染了大流感病毒的病人的肺中产生细菌造成的,今天我们有抗生素可以对付这些细菌。1918年,我们还没有预防流感的疫苗,但今天我们可以迅速生产出对付新型禽流感和猪流感的疫苗。

  多亏了病毒学和分子基因组学的进步,我们在快速识别新病原体和开发诊断测试方面,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能够更好地监测和分享有关新病毒暴发的信息,并汇集我们的科学专业知识。尽管如此,在没有疫苗和其他医疗对策的情况下,当面对世界上没有人对其具有免疫力的病毒时,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历史上一直采用的措施:对病人实行家庭隔离,对其他人采取社会隔离和卫生措施。

  新京报:我们看到隔离措施在一些欧美国家难以执行,许多民众抵制居家封锁令和隔离政策。英国提出“群体免疫”措施,可能也是考虑到很难做到像中国一样严格控制人们的出行,该如何看待隔离政策与人们自由生活的矛盾问题?

  霍尼斯鲍姆:这是一个困难的平衡。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很少有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有可能在不引发抗议和广泛的公民不服从的情况下,强迫其人民遵守隔离措施或对行动自由施加限制。他们也很难相信,人们可以被成功地说服待在家里,自愿采取隔离措施。这也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最初声称采取“群体免疫”的部分原因。此外,英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其首要任务始终是保持货物和利润的流动,即使在19世纪霍乱和瘟疫暴发期间也是如此。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是,一旦某些措施的合理性得到确认,有很多人愿意中止他们的自由,采取社会隔离措施和卫生措施,例如经常洗手、在公共场所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然而,为了让这些措施得到广泛遵守,公共卫生信息必须是一致的,并以科学为依据。如果不是这样,结果就会很混乱。此外,在西方国家,总有一小部分人因为经济或意识形态原因拒绝遵守社交距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持有极端的自由主义观点,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信任科学或赞同阴谋论,将社会隔离措施视为“奴役”他们、剥夺他们自由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时需要出让我们的经济自由,以维护生命和道德的神圣性。然而总会有例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和伦敦的街头,抗议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尽管参与这些抗议活动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政客们还是容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行动被广泛认为是对危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生命的不公正行为的合理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自由——抗议的权利——可以说胜过健康权,尤其是在抗议活动是为了维护社会中的生命时。

  美国,示威群众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戴着口罩、举着写有“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公正”的标语走上街头。Bobo摄

  新京报:瘟疫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它往往伴随着谣言、恐慌和阴谋论,非理性的言论大有市场,你如何看待瘟疫期间的谣言和恐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这是否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盼?

  霍尼斯鲍姆:每一次大流行病都会遵从类似的戏剧性弧线:首先是不信任和否认,然后是渐进的发现真相,最后是陷入危机恐慌和相互指责。令人感叹的是,那些在疫情中成功地降低了住院率和死亡率的国家,都是早就接受了新冠病毒会构成生命威胁,并让公共卫生专家而非政治家来负责应对大流行病的国家,比如德国、希腊、新西兰、韩国、泰国。相比之下,那些拒绝或迟迟不接受疾病模型研究者预测,以及对社交距离和有效检测、追踪系统的呼吁的国家,情况则不太好,比如美国、巴西、英国。

  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属于后一类的国家都是由平民主义政客领导的,他们经常诋毁科学和专业知识。但是,即使在那些政客们愿意听取科学专家意见的国家,科学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科学家们很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在任何大流行病的早期阶段都是很典型的,例如,关于轻度或无症状病例的百分比的关键数据可能不一致,对于口罩和其他非医疗措施的疗效,也有一系列不同的科学意见。

  许多西方人士对传染病的应对感到自满,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 (1945-1990年) ,那时医学界成功排除了天花、脊髓灰质炎、麻疹和风疹等疾病,而这些疾病在前几代人中使儿童致残或死亡。新冠病毒提醒人们,传染病是他们生命中真实存在的危险,打破了这种自满情绪。不幸的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和对传统媒体信任的减弱,仍有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是个骗局,或者如果它是真的,那它就是在实验室里制造的。问题是,这些谣言和阴谋论在今天传播得越来越广,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一旦出现,就很难说服人们相信它们是不真实的。

  新京报:在《人类大瘟疫》的副标题中,你特别使用了“傲慢”(hubris)一词,傲慢和轻视让人类付出了重大代价,傲慢总会让人联想到高等文明、种族优越感,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自大与偏见,傲慢会如何影响疫情的防控并撕裂社会?

  霍尼斯鲍姆:我书中的英雄之一,是出生在法国的洛克菲勒研究员雷内杜布斯。杜布斯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研究者,他开发了第一种商业抗生素,但他也意识到,对微生物致病原因的狭隘关注,有可能错过更广泛的生态环境图景。事实上,到20世纪70年代,他建议同事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对传染病的征服已经完成,社会不再需要担心流行病。相反,他认为,医学研究人员应该“对意外事件保持警觉”,并建议科学家“避免以智力为傲,防止任何错觉,防止假装自己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我认为,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科学家,也适用于政治家。我们需要挑战“例外论”的谬论,防止在实验室和公共生活中只追求短期效益。

  新京报:在此次疫情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存在大量针对特定种族或地域的歧视,以及相互指责和推诿,疫情引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空前高涨,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霍尼斯鲍姆:非常遗憾,就在我们需要全世界团结起来战胜新冠病毒的时刻,世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在这方面,特朗普决定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是一个危险的倒退。我同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的看法,即抑制病毒传播和尽量减少病毒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国际合作。问题是,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团结和友善的例子,例如国家之间交换个人防护用品和诊断测试,但我们也看到针对某些国家和族裔不分青红皂白的旅行禁令和隔离,以及其他一些污名化的例子,尤其是针对亚裔。正如谭德塞所说:“大流行病带来了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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